北美观察丨50万条生命是对美国制度自信的最大挑战

当地时间2月22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累计超过50万例。这个自诩为“山巅之城”，自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民主制度的国家却在疫情面前一败涂地。50万条生命的代价，是对美国自信的一次极大挑战。

△2020年10月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白色旗帜代表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图片来源 纽约时报）

自由之过？

提起美国，“自由散漫”是很多人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美国不仅不避讳这一点，反而以“自由”为骄傲，这是美国文化中最鲜明的特点，即便在欧美国家中也是最突出的。

一些人把抗疫失败归结于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毕竟面对新冠疫情，需要个人为了集体利益做出暂时的牺牲，而无论是坚持戴口罩，还是避免人员聚集这样的“小事”，在美国的推广都十分艰难。

然而，把“锅”甩给个人主义，并不能掩饰美国在制度上暴露出的问题：去中心化的政治体制难以高效应对大灾大难，以及民主代议制展现出的僵化迟缓。

碎片化的治理体系暴露短板

在应对这场公共危机中，美国各地完全无法做到同步，有时连协调都十分困难，这与美国碎片化的治理体系不无关系。

美国政府分为三级：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县/市/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分享权力，各司其职。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国家主权领域的工作，类似铸币、外交等，而各州政府在内政方面是独立于联邦的，有自己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到了地方政府这一级，也就是县和市/镇，更加复杂。有的州，城市独立于其所属的县，有的地区，干脆没有县，只有镇。这些地方政府的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在州法律框架内具有较高自主性。

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务主要是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因此，各地的防疫政策和举措也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

面对新冠疫情这种全国性的公共危机，联邦政府理应统一组织协调资源，提供专业化的标准和指导。然而，特朗普政府早就放弃了责任，导致各州群龙无首。疫情初期，还有一些州自发组织了抗疫“联盟”，试图协调政策，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事实上，以联邦名义推出的很多防疫举措，也仅仅是“指导意见”，而非强制执行令。拜登政府颁布的“口罩强制令”也仅在联邦政府管辖区域有效，在各州政府层面中缺乏效力，甚至还遭到不少地方的抵制。即便在各州内部，也很难协调统一。像学校开学、餐饮重启等政策，邻近的两个县可能都有差别。

民主代议制失色

不少美国媒体在讨论美国疫情失控的原因时，往往归结于联邦政府领导力的失败，并不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但实际上，让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民主代议制在这次的疫情面前更是失色。

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疫情一早就被政治化，成为两党相互攻讦的工具。早在去年五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前撰稿人大卫·利特（DAVID LITT）就指出，“我们的代议制政府已不像以前那样具有代表性。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我们的国家已经彻底改变，几乎每一个变化都使我们的领导人对公众利益的反应远不如前。” 

利特的哀叹是因为政客更多地为党派利益、为私利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去年3月初，在病毒蔓延的时候，美国首批报告新冠确诊病例的15个州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这些州的参议员人口只占全国参议员人口的30%，导致参议院在疫情初期迟迟没有行动。这是美国选举制一直以来的问题：各州无论人口多少，都平等占有两个参议员名额。不过，这个问题要纠正难如登天，因为修宪改变选举在当下的美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过去二十年，企业用于华盛顿游说的资金翻了一番，以至于现在每年用于影响国会的预算远远超过了参众两院本身的年度预算。商业团体甚至能说服特朗普政府推迟援引《国防生产法》强制生产关键医疗用品。

到州政府层面，也同样呈现腐败僵化。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抗疫初期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号召鼓励民众防疫，成为当时的“明星”级州长，如今他却身陷“养老院死亡病例瞒报”漩涡；加州州长纽森也因疫情期间的不作为、带头违反防疫规定以及疫苗管理混乱等问题面临罢免的呼声；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被媒体翻出旧账，被指新冠疫情的处理过于草率，并在疫苗接种的问题上有“偏袒富人”之嫌。

《时代周刊》曾评论称，抗疫失败削弱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当“美国的理想”带来大规模的死亡时，谁还会想输入“美国的理想”呢？

也许，这才是美国绕不过去的坎儿。（央视记者 王逢治）

（编辑 杨博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