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解读IPCC最新报告：气候变化前所未有，人类影响已毋庸置疑

2023年4月14日上午，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IPCC AR6）宣讲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IPCC AR6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主任罗勇，以及其他参与IPCC AR6撰写及评审的专家出席会议，从不同角度对报告进行深入解读。

上个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瑞士英特拉肯正式发布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标志着其第六个评估周期正式收官。这一评估周期内产生了三个工作组报告、三份特别评估报告和一份综合报告，涵盖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与风险，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路径。

IPCC AR6作为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最权威的综合性报告，对认识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与应对有重要意义，也对全球气候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有重大影响。本次评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发现？报告出炉对全球气候治理有哪些意义？与会的国内权威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IPCC AR6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回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提问，针对近期频发的沙尘问题做出阐释。巢清尘表示，沙尘暴形成的条件与长期的气候变化必然有关，如高纬度地区的快速变暖，但也需要结合短期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研究。沙尘暴的变化本身存在一个自然周期，近年沙尘暴的数量和频率增长究竟与气候变化有多大关系，还需更多研究佐证。

会议现场

气候归因：人类活动的影响“毋庸置疑”

对于气候问题的核心争议“究竟是人类活动还是自然变化导致了气候变暖”，IPCC AR6的第一工作组报告给出了明确答案：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关键。

第一工作组报告发布于2021年8月，主要梳理和分析了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IPCC AR6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在宣讲会上以“气候变化前所未有”为题，对IPCC第一工作组报告的主要结论进行了解读。

翟盘茂指出，相较于1990年发布的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IPCC AR6的观测数据与气候模式认知均得到了全面改进。对于“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学界从当初抱有怀疑态度，到如今已将其作为“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

报告基于多项研究，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气候变化进行了归因。研究发现，自然因子和气候系统的内部变率对一百多年来气候变化的贡献几乎为零。换句话说，火山爆发和太阳活动对工业化以来增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人类活动造成了1850年至今的几乎所有全球温升。

具体而言，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增暖的重要因素。翟盘茂指出，目前大气中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累积了24000亿吨的二氧化碳。中国人均每年排放7-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2吨固态的碳。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是报告人袁佳双、翟盘茂、罗勇、黄磊、巢清尘。

气候阈值：突破1.5℃“不可避免”

根据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所有缔约国应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科学家指出，虽然升温1.5℃并不意味着末日的到来，但会增加长期的或不可逆转的风险。

针对这一目标阈值，IPCC AR6第一工作组对未来的升温幅度进行了预估。通过划分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下从高到低的五种不同排放情景，报告发现：无论是哪种情景，升温幅度均将在2020-2040年这一区间内“不可避免”地跨越1.5℃的节点。只有快速深度减排，温度才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回归1.5℃水平。

跨越升温阈值将带来广泛的影响。第一工作组报告显示，在最高排放情景下，海平面的高度在本世纪末将由工业化前的0.2米升高至2米。“不要小看这个数字，”翟盘茂指出，“10公分的海平面上升就可能有几百万人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经济的布局、人口的布局都在沿海。”

极端事件的变化也与全球变暖幅度紧密相关，如极热事件、强降水、高强度和频次的农业和生态干旱，以及强热带气旋。翟盘茂表示：伴随气温升高，许多从未发生过的极端事件将会出现；而且越罕见的极端事件，出现的概率越大。

气候影响：复合风险与级联效应

相较于第一工作组强调科学事实，IPCC AR6第二工作组着眼于气候变化对多个系统带来的全面影响。第二工作组主要作者召集人罗勇教授以“气候风险日益加剧”为题，解读了与气候影响相关的核心结论。

罗勇指出，第二工作组报告已明确了如下结论：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的威胁，其带来的损失将随持续变暖迅速增加。如果按目前的减排承诺行动，全球升温将带来广泛的风险，尽快减排将是避免这些后果的唯一途径。

具体而言，报告共列出了127个关键风险以及8类代表性关键风险。后者包括低海拔沿岸、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人群健康、生活标准、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平和迁徙性。在亚洲地区，高信度风险包括极端升温导致的粮食和水安全、洪水对沿海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沿海渔业减少等。

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风险不仅仅是高温、干旱等单一灾害的影响，而是存在多种灾害的复合以及新的级联效应，即风险在不同行业和区域间的传导。这使气候风险更加复杂且难以管理。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复杂风险？罗勇强调，除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还可以加强适应措施，即在技术、政策、金融等领域采取主动行动，采取气候恢复力发展路径，努力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以减少或防范不利后果。然而报告指出，适应并不能代替减排，如果全球持续变暖，世界将面临越来越多人类无法再适应的变化。

气候行动：资金、技术和国家合作是关键

虽然当下气候问题形势严峻，但IPCC AR6展示了人类未来减缓气候变暖的可能以及可行路径。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室主任黄磊以“气候行动迫在眉睫”为题，对第三工作组报告进行了解读。

黄磊首先指出，在过去十年中，虽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增加，但平均增速已低于上一个十年。尤其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9年降低了5.8%。

另一个令人欣喜的趋势是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本的显著下降，包括光伏、陆上风电、海上风电、集中式太阳能、锂电池/电动汽车。其中光伏的发电成本在过去的10年基本下降了85%。成本下降伴随市场占有量的迅速提升，以电动汽车为例，2010年全球电动汽车总量仅为1万辆左右，而2020年一年中国电动汽车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已达到约700万。

然而当前的努力并不足够。黄磊指出，想要实现1.5℃和2℃的温升控制目标，必须继续加大减排力度，这要求能源、土地利用、工业、建筑、交通等全行业的深度、快速、持续减排。“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到2050年全球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使用量要在2019年基础上分别下降95%、60%、45%，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基于IPCC AR6综合报告进行了解读。她提出，资金、技术和国际合作是关键的推动因素。以资金为例，初步估计2020-2030年，减缓所需的年投资需要比现在多3-6倍。虽然目前全球资本足够填补缺口，但体制、监管和市场准入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障碍。

“目前我们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双碳目标与整个报告的基调是一致的。”巢清尘指出，“但我们仍然有很多不足，包括科学技术引领方面，还有国际合作助力整个应对工作方面。报告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启示。”